第二, 规范上, 核心审查标准遵循宪法明确规定-立法法全面承继的逻辑, 故有必要在合法性审查力有不逮时及时启动合宪性审查作为补充。
法律保留原则主要考虑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法定原则则全面考虑"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在"法律保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包括"法规、规章保留"在内的"法的保留"。可见，两个管理规定仅将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两种内部处分纳入法定范围。
行政法定原则有它的优势，便有它的劣势。[10]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立法法》第8-11条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胡敏洁：《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而行政法定原则则反应的是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主要解决哪些事务只能在有权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前提下才能做出行政决定，哪些事务可在没有法律规范的前提下直接以行政决定的方式来处理，或者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来处理。第一个案件，利害关系人要求在法定程序之外增加相应的程序，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比之于自由权，社会权是二十世纪新生的宪法权利。这是因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程序尽管引入了听证制度，社会各界可以参与到制定过程中，[15]但其程序比较简约，不论是其代表的全面性、参与的广泛性，还是讨论的深入性，都不能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程序相比。之所以将保障性给付行为排除在行政法定范围之外，主要是为了兼顾立法的迟滞性对人民社会权之保障与实现构成的潜在威胁，而不是因为这些原则可以完全替代行政法定原则。
程序的功能在于实现实体权利，义务性程序的增加必将增加实体权利实现的难度和成本比如，刑事执法、道路交通管理、治安等。转自，郑毅：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三题——内涵、理论与原则，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进入专题： 警察权 。
（1）以事务性质为划分标准。以道路交通管理为例，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属于地方事权，通行规则属于中央事权。
[2] 参见，程小白：公安事权划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扭结，载于《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具体衡量因素包括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在行政发包制下，地方政府一般都负责具体实施，却有着自己决断并实施和受中央委托而实施两种情形。共同事务中也有些事务的受益对象是全体国民，这些事务原则上应由中央政府承办，但是，其若干实施环节需要地方政府协办，由此成为央地共同事务。
另一方面，要明确不同事权中的上下级关系，详见下述。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地方公安机关的决断边际也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比如，韩冬建议，可将边防、出入境等划属中央事权，刑事司法为央地共同事权，大部分行政管理应属地方事权，其他工作根据需要确定。[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第16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在我看来，刑事执法中的预防、惩治，治安中的危险物品管制、特种行业管理、游行示威，道路交通的疏通等，就更偏向地方事权。四是依完成某事务所需之能力，如事务之兴办须集合巨大的人力、财力及高度的技术者。
该条款在阐释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或者说，不确定性。但是，随着当下法治进程的加快，以及问责力度的加强，灵活有余而规范不足的两个积极性渐渐乏善可陈，不断受到批判。
[47] 比如，出入境改革是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授权方式推进，也允许地方在实施中积极探索。[13] 在我看来，第一，我比较赞成，对事权的讨论，应当解构为立法事权、行政事权和司法事权三个维度，对此，经济和财税学者可能没有法律学者那么敏感。[26] 在法学上，一般比较重视以下几种划分标准。[8] 事权一般指的是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或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或者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10] 事权即职权，是处理事情的权力，包括国家事权、政府事权和财政事权三个部分。[27] 潘小娟主张改进上述通说，应当确定核心任务、职权整体划分。
因此，在条的关系上要区分行政事权的不同属性，建立相适应的上下级关系。[21] 参见，冯洋：论地方立法权的范围——地方分权理论与比较分析的双重视角，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这与美国各州的警察、英国的地方警察明显不同。事权划分的关键是解决职责的分工，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并赋予相应的权限。
在配备职权时应遵循业务同类和职责权相称原则，尽可能将职权作整体划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限，应尽可能地整体加以区分，改变以往那种对等分配、总量分割的划分方式，使它们各自有相对专门的管辖领域，并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拥有全部的权力。[22] 或者说，需要由中央政府决策，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能力承办的事务，由中央政府处理能达到行政效率最高的事务，属于中央事权，反之，则属于地方事权。
但是，如果复杂多样，单靠中央立法就短针攻疽了，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地方立法。因此，全国统一就成为中央事权最为简捷的诉求表达和判断标准。（2）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标准。为此，必须通过中央立法建立统一的警察制度，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由中央负责的部分更多的是体现在统一领导与统一建制上。
政府事权是指政府的职责或职能,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换一个角度讲指政府的支出责任。[50] 我基本赞成上述观点。
《人民警察法》（1995年）第6条规定的十四项职责基本上可以解构为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但是，其中并不排斥存在着一定的地方事权。从上述来自实践部门同志的建议看，对于公安机关职责的分工，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出入境管理、边防、安全保卫属于中央事权。
这需要在中央立法通过授权进一步明确和下放权力，下放行政事权又必须与明确地方立法权相结合。[23] 参见，谢旭人：关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财政研究》1995年第1期。
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15年修订）第66条规定，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此外，上述中央立法也必须遵循《立法法》（2015年修订）、《行政处罚法》（1996年）、《行政许可法》（2004年）、《行政强制法》（2011年）等法律对中央专属立法权的规定。因此，提出事权的明晰必须通过立法，并进一步分析了行政事权与立法事权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事权划分，从立法意义上讲，就是原则上划定了中央与地方立法的权限。
（2）属于地方事权的，通常规定为地方公安机关的权限，比如，警官职务的设置（第11条）、任免（第18条）。首先，从长期的实践看，上述十二项公安机关职责都是以层层发包的形式落实到地方公安机关去实施。
依据行政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在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时，首先应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此确定各自的核心任务领域，进而配备相应的职权。也就是说，在基本制度、措施和方法上，不允许完全因地制宜，不由地方完全自主决断。
[33] 张千帆：流浪乞讨与管制——从贫困救助看中央与地方权限的界定，载于《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属于中央事权的，也允许地方公安机关有些微的执行方式创新。
